葡萄牙导演米格尔·戈麦斯用长达六小时的《一千零一夜》三部曲，把镜头对准了金融风暴下的众生相。首部曲《不安之人》借用了雪哈拉莎德讲故事的框架，却不再讲述神话传说，而是让富人、穷人、小偷和诚实的人在现实的泥潭里挣扎求生。这种将古典叙事外壳强行嵌入当代葡萄牙社会危机的做法，本身就带着一种荒诞又犀利的冷调幽默。
影片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毫不掩饰的“玩弄叙事”。从船厂罢工与胡蜂入侵的声画交织，到那只被审判的公鸡与火焰的奇幻变奏，影像常常退居二线，让位于戈麦斯那极具主体性的旁白。他像是在认真地玩抽象，用类似“火星文”的跳跃思维致敬戈达尔，甚至把短信内容直接搬上银幕来呈现三角恋与纵火的闹剧。虽然部分观众觉得政治隐喻有时过于直白，稍显说教，但那种把地狱笑话包装成严肃纪录片的野心，确实让人耳目一新。
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，更像是一场关于如何讲故事的行为艺术。戈麦斯没有选择单纯记录苦难，而是用音乐性、戏剧性和虚构的嵌套结构，解构了那段混乱的社会生态。哪怕你对冗长的篇幅感到些许不耐烦，也无法否认他在文体实验上的顶尖水准。当影像成为听觉的补充，观众被迫从“看”电影转变为“听”故事，这种独特的观影体验或许正是大师留给我们的最大谜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