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部受欧洲真实连环杀人案启发的电影《巨人》，试图在病人、医生与警察之间编织一场关于“真实”的三重奏。导演选择剥离具体的地域身份，用英语在芬兰的医院实景中讲述一个原本根植瑞典的国民故事，这种“场景优先”的大胆尝试本身就充满了争议。
然而，这种创作思路似乎让故事失去了根基，剧情被批评为缺乏动机的流水账。疯人角色沦为推动情绪的工具，需要忏悔或发疯时便随意切换，而警察与医生的个人困境也与主线割裂，未能形成有效的情感共振。更有观点指出，影片为了戏剧效果牺牲了心理治疗的专业逻辑，甚至在法律与人性的刻画上显得扭曲，空有精良的视听外壳，内里却沉闷得令人窒息。
不过，若换个角度审视，这或许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关于“言说”的博弈。导演有意放弃对真相的还原，转而聚焦于叙事权的争夺，让整部电影变成多个层面不可靠叙述的角力场。在这种视角下，心理医生对自我塑造叙事的关注成为了核心，而警察对结果的功利性追求与病人的被动状态，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。
归根结底，《巨人》是一部评价极度两极的作品。它在技术执行与剧本逻辑间的巨大裂痕，让人既惊叹于其形式的实验性，又遗憾于故事本身的空洞。这不仅是一次跨国合拍的冒险，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讲述罪行与记忆的复杂试炼。
